同学们好，我们上课。
这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二十一世纪中医药网络教育中心组织的，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示范教学，推荐我来讲授《伤寒论》。虽然我学习、研究、讲授《伤寒论》有30 多年的历史，但是面对录音、录像这样一个现场，我还是感到心里有压力。
前天中午和几位朋友在一起吃饭，其中有一位朋友是电影导演，而且还是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导演，他拍了许多电影，然后我们就说他的艺术成就是很高的。
可是他说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我就问他，为什么说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呢？他说，我拍每一部电影都要精心地选择剧本，精心地选择演员，精心地编导，认真地拍摄，认真地剪辑，认真地配音。那么当电影完成以后，我重新再看再放映的时候，发现每一部电影都留下了许多许多的遗憾，所以他说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由此我就联想到我们写书、我们讲课。
我们在写书的过程中，对每一部书，我们都是精心地构思，细心地写作，认真地校对。最后书出版了，再拿回来一看，哎呀，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么写？这个地方文字还应当可以再精炼。所以每一部著作都是一个遗憾的创作。
我们讲课也是这样，我们常常精心地备课，上课的时候认真地讲授，和同学之间进行心灵的交流，进行学术的沟通。我上课的时候，有同学录音，也有少数同学录像。下课以后，我听听他们的录音，我看看他们的录像，我说，哎呀，这个地方我怎么居然发生了口误，哎呀，这个地方我还可以再增加一些鉴别、比较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我还应当再更深一步地分析……，每一节课也都留下了遗憾。
所以我常常说，我们上课，恐怕每一节课都是一种遗憾的讲演。所以现在面对录音、录像，我在进行《伤寒论》的教学时，当然会有压力，更何况我们全国范围内，研究《伤寒论》的，在《伤寒论》的教学和研究，以及临床上有精深造诣的，可以说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因此，我在这里讲课，如果说就是随随便便的一堂课，讲过去就讲过去了。可是现在我们要录像，我们要制成光盘，要请全国的同行专家评头品足，我当然会有压力，当然会有紧张。
不过既然已经把我推到了这个位置，我就认真地讲授，也是把我的学习向各位同行，向每一位同学作汇报。
大概在二十世纪末，世界医学界召开过一次学术会议。这一次医学界的学术会议重点讨论的议题是“群体化的治疗方案和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哪一个更先进，哪一个更优化”。所谓群体化的治疗方案，就是同一个病用同一种治疗方法，不管是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不管是男女老幼，都用规范的统一的治疗方案，这就叫群体化的治疗方案。
像1999 年末，有一次流感流行，我们的医院就根据这次流感流行的主要临床特征，搞了一个协定处方，用大的煎药设备，煮出大量的汤药来，每一个流感的病人都用同样的汤药来治疗。当然，大多数病人吃完这个汤药以后，效果很好，这种方法就叫群体化的治疗方案。
什么叫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呢？就是针对每一个病人感受邪气以后，他的具体反应状况，也包括他的身体素质，制定上一个非常符合这个病人具体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就叫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我还举那一年的流感的例子，有的人吃了我们群体化治疗方案的药疗效不好，没有退烧，我们就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或者辨为风寒，或者辨为风热，或者辨为夹湿，或者辨兼有阴虚，然后我们用辨证论治的手段开一个符合他本人证候表现的这种方剂，基本上用上一付药，烧就退了，这就叫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在二十世纪末这次医学界交流讨论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在当代仍然是最先进的治疗方案，应当是最先进的选择。然后大家就讨论了在世界医学史上是哪一位医生创立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呢？
他的代表著作是什么呢？大家一致认为创立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医家是中国的张仲景。他的代表作就是流传到我们今天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所以这次我给大家讲授《伤寒论》，应当是个体化治疗方案的代表。
而创立这种方案的著名医家张仲景，这是我首先要介绍的问题。
《伤寒论》的作者，严格地说，张仲景他写的书叫《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在流传过程中不得已被分为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著作，所以我们这里讲的作者张仲景实际上指的是《伤寒杂病论》的作者。
张机是他的名，仲景是他的字，他的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150 年到219 年。由于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都没有给张仲景做传，我们能够大体了解他的史料的，像王叔和的《脉经》，像王叔和整理的《伤寒论》，象晋朝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序》，象宋代《太平御览》所引的《何颙别传》。
那么一直到了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在校勘刻印《伤寒论》的时候，所写的《伤寒论序》，虽然到了明代的李濂的《医史》，写了《张仲景补传》，还有明代的一些地方志，你比方说，明嘉靖年间的《南阳府志》，嘉靖年间的《邓州志》，片片断断地记录了张仲景的一些事迹。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些片片断断的历史文献记载来介绍张仲景的一些生平事迹。
张仲景生活的年代是公元150～219 年，这个年代也是推测的。有的人考证其生年是在公元151 年，这也是一个推测。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年代呢？我们举出和他同时代的三位大家都熟知的历史人物。曹操，他的生活年代是公元155～220 年，你看张仲景比曹操大约大五岁。刘备，他生于公元161 年，死于公元223 年，还有一个医学界非常著名的人物华佗，他的生年我们现在没有确切的考证，他的卒年是公元208 年。
所以张仲景和曹操、刘备、华佗都是同时代的人物，这正是东汉末年。这个社会背景正是战争连年不断，而且天灾连年不断的这样一个社会背景。所以我们了解他的生卒年代，主要是了解他的生活的时代背景、籍贯。
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他是东汉南阳郡涅阳人，这个地方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南阳地区邓县。邓县有一个东稂镇，东稂镇的西北1.5 公里左右有一个张寨村，这个张寨村在清朝的末年，北门还保存着。这个北门上面有一个石头刻的匾额，上面写着“古涅阳县”。所以由此可以证实，这个河南省南阳地区邓县的张寨村就是古涅阳县的县址。张仲景就是这个地方的人。
我们在这里考察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有什么作用？因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在他所写的著作里就有方言的特征，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什么地方人，主要是为了读他的书，对他书中方言的准确含义能够仔细的了解。
你比方说，在《伤寒论》中有很多地方谈到了“桂枝不中与之也”，“柴胡不中与之也”，这个“中”和“不中”直到今天，仍然是河南地区的方言。“中”就是“可”的意思，“不中”就是不可，“不中与之”就是不可与之，这是典型的河南当地的方言的特点。
又比方说，在《伤寒论》中这个“熬”字，我们现代的《词源》说：“小火慢慢煮就是熬”，象我们现代汉语中通常所说的熬粥，熬药都是这个意思。那么在《伤寒论》中有“巴豆，熬，去油”，“虻虫，熬，去翅足”，“白粉熬香”，“杏仁，熬黑”。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这个“小火慢慢煮”来解释这个“熬”的话，杏仁，小火慢慢煮怎么能煮黑呢？巴豆，小火慢慢煮，怎么能煮去油呢？特别是那个白粉，就是白米粉如果加上水小火慢慢煮的话，那就煮成稀糊了，怎么能煮香呢？
那我们要考察这个字的话，怎么考察？这可能是仲景当时用的一个方言。西汉杨雄写过一本书，它就叫《方言》，他是以当时的普通话来解释地方话的。那么《方言》里对这个“熬”是怎么解释的呢？他说：“凡以火而干五谷之类，自山而东，齐楚以往谓之熬，关西陇冀以往或谓之火备，秦晋之间或谓之炒。”西汉杨雄的这段话，他说：“凡以火而干五谷之类”，没说加水，就是只用火而使五谷杂粮干燥，并把五谷杂粮做熟了。“自山而东”，就是山东这个地方，“齐楚以往”，齐国、楚国这个地方把它叫做“熬”。那么“关西陇冀”这是陕西的一部分，甘肃还有河北的一部分“或谓之火备”，这个火备干的“火备”，这个字火备和这个字（焙）都是一样的。“秦晋之间或谓之炒”，秦是陕西的一部分，晋是山西的一部分，那个地方有的人把它叫做“炒”。
可见在汉代，这个“熬”、“火备”、“炒”，含义都是一样的。都是用火而使五谷杂粮干燥和做熟，也就是说“熬”字在这里，就是“炒”的意思。
张仲景是什么地方人呢，张仲景不是河南南部的人吗？河南南部在古代属于楚国的北部，所以仲景是楚人，那么是楚人的话，他当然就用的是楚地的方言。所以他在《伤寒论》中的这个“熬”字就是指的炒的意思。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在《伤寒论》中，“杏仁，熬黑”就是杏仁炒黑，“巴豆熬去油”，就是把巴豆炒一炒，炒去油。巴豆的毒，全在这个油里头。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做“巴豆不去油，力大如老牛”，炒一炒就把它的油去掉了。特别是这个白粉，你看这个“粉”字是“米分也”，“研米使分散也”，它的本意就是米的细末，就是米粉。那么什么叫“白”呢？
汉代“稻曰白”，你看那个《周礼》注疏，注这个“白”，“稻曰白”，所以白粉就是白米粉。
我们有一次考试，有一个名词解释，有一个学生大概既没有听老师上课，也没有看书，答“白粉”这个名词解释的时候，他居然写了一个“大烟土”。白粉就是白米粉，白米粉炒一炒就能炒香，熬香就是炒香。
我们北京有一道菜叫作米粉肉，它就是拿五花肉放上佐料腌好了以后和这个炒香的米粉混合在一起，上笼屉上蒸，蒸完了香酥可口，不肥不腻，所以这个“白粉熬香”就是炒香。
我们知道仲景是楚人，所以在考证这个“熬”在《伤寒论》中的本来的含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是指的炒。所以我们了解张仲景是什么地方人，主要是为了读他书，了解他书中方言的一些确切含义。
张仲景的心理素质怎么样？作为这样一个名医，他一定有他特殊的心理素质。仲景在年青的时候，曾经找过一个心理学家，叫何颙的先生，请教何颙说：“先生您看看，我长大了我将来适合做什么工作。”何颙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心理学家。所以那个时候他看曹操，说现在天下大乱，汉朝将要灭亡，治理国家，统一天下的一定是这个人。他说得很准，所以仲景呢也找他来看一看。何颙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这件事情记载在什么地方呢？记载在《太平御览何颙别传》里，这本来是说何颙说话说的准确，预测得准确。他说：“仲景先生，你呢‘思精而韵不高’，你是一个善于深思熟虑，性格内向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不是那种大喊大叫的喜欢张扬的人，所以如果你今后要做一个医生的话，那你一定是一个高明的医生。”这是张仲景的素质。
北京中医管理局说，我们在座的同学将来都是培养北京市的名医的，我想我们作为一个医生这个职业的话，那你一定是胸有成竹的，稳如泰山的，让病人一看，就给人一种信任感的，应当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这样的心理素质的人。而不能是个大喊大叫的、毛毛躁躁的，让病人一看见，哎哟，这大夫给我开的这个方子，我敢不敢吃呀？没有一种信任感。
所以作为一代名医，也应当学习张仲景的深思熟虑的这种心理素质。
仲景的学医经历，宋臣（林亿等），《伤寒论》序里有一段话，说“张仲景，《汉书》无传”，《后汉书》没有他的传记，“见《名医录》云”，《名医录》是唐代的甘伯宗所写的一本书，非常遗憾的是，《名医录》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了，说：“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说张仲景最初学医是跟他的同乡张伯祖学的，那么学的结果呢，就是把张伯祖的学术经验学术思想全面进行了继承。所以当时的人说，他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水平都超过了他的老师，那么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且从张伯祖和张仲景对中国医学的贡献来看，仲景的贡献要远远超过他的老师。
这件事情，给我们两点启示：一点启示是名师出高徒，这个宋张杲《医说》就写过张伯祖，说张伯祖“南阳人也”，他是“独好方术，诊处精审”，无论是诊断还是处理都非常精当，都非常谨慎，“疗皆十全”，治疗就是十个病人来看病能治好十个，“为当时所重”，是当时的大家非常重视的，非常尊重的一位名医。“同郡张仲景，异而师之，因有大誉”，那么他的同乡张仲景非常尊重他，就跟他学习，所以张仲景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声誉，这就是名师出高徒。所以我们今天组织师带徒，应该说这个教育方法是符合中医学术继承的发展规律的。这是一个启示。
第二个启示是，师带徒也可以出名医。仲景没有进过什么大学，但是他是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人，（他的职务）在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所写的《伤寒论》序里头，引用了唐代甘伯宗的《名医录》的一段话，关于仲景的职务写了这样几个字，说：“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这个“孝廉”不是一个职务，也不是一个职称，他是指的在当时社会，对于基层的一些孝顺父母，廉洁奉公的优秀青年的一种荣誉称号。那么以后政府在选拔官吏的时候，就从这些孝廉中的优秀者来作为选拔官吏的一个基础。所以仲景做孝廉的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当然没有史书记载了这个“官至长沙太守”，长沙这个地方，在汉代是一个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交通重镇，那么长沙太守在史书上都是有记载的。你看我们查了史书，有记录长沙太守有孙坚，就是孙策、孙权的父亲，很有名的，其后有苏代、有张羡、有张怿、有廖立、有韩玄，而韩玄就是那个黄忠的原来的那个上级领导。你看这些人都是非常有名的，因为这是一个重镇的太守。
可是张仲景呢，他做太守的事情史书上没有记载。
有一个电视剧就推测他，说在历史上记载的这些太守中间有空上几个月的，没有人做太守，那张仲景就是在这段时间做太守的。这只不过是电视剧中的一个推测，没有史书作为凭据。
后代，特别是明代以后的地方志，也有张仲景作长沙太守的这种记载。
在明代的崇祯五年，也就是公元1632 年，在南阳城东，农民在挖井的过程中，挖出一个石碑来，这个石碑上写着十一个字：“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那么这个石碑出土以后，这个石碑现在保存在南阳医圣祠，专家们考证，它的石刻的风格、碑框的花纹，还有碑框的配画，还有图式都和晋末南北朝的石窟造像和当时的那些古墓的一些彩画的风格都相类似，都相仿佛。
1981 年在整修医圣祠的过程中，人们把这个墓碑往下挖一挖，在这个墓碑的根基的基础下面发现了一个碑座，碑座的侧面刻着4 个字，叫“咸和五年”。咸和是晋成帝司马衍的年号，咸和五年相当于公元330 年。
“咸和五年”这4 个字是刻在碑座的一侧的，字体也很不规范，歪歪扭扭的，看起来就像刻碑的这个刀工试他这个刀的时候，试他这个铁笔的时候随意刻上的。如果说这个碑体和碑座是同一年代的东西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碑如果是立在公元330 年的话，那离仲景去世也就是100年多一点，那这个墓碑对考证张仲景做长沙太守就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非常遗憾的是，这个碑座是汉白玉的，碑体却是青石的，而碑座的这个字体呢和碑体的“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这11 个字的字体又完全不同，所以人们就觉得呢，这个碑座可能是比较早，而碑体呢可能就晚一些。当然从花纹来看，也像晋末南北朝时候的作品，所以说它对考证张仲景作为长沙太守有重要的价值。
可是后来我冷静一想，在这个墓碑上，有两个要素，一个是“长沙太守”，一个是“医圣”，如果我们考证长沙太守得不出结论的话，那么我们就看一看医学界是什么时候把张仲景称作医圣的。医学界还没有把张仲景称作医圣的话，这个墓碑是不会这样刻的。首先我们想一想，在汉代当时没有人把张仲景叫医圣，如果把张仲景叫医圣的话，那么《后汉书》《三国志》肯定会给张仲景作传，但是这两部史书都没有给他作传，所以当时没有人把他叫做医圣。
稍后王叔和在整理《伤寒杂病论》的过程中，他只提到了说“今收采仲景旧论，对病真方”，收集张仲景的过去的这些著作和对病的真方，在这里直接称仲景，肯定没有把他称做医圣。那么再后来晋朝的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里头，他有这样一段话，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说伊尹这个人，以他仅次于大圣人的才能，你看“亚圣之才”，仅次于大圣人的才能，“撰用《神农本草》”就是参考了《神农本草经》，“以为《汤液》”，写成了《汤液经》。“仲景论”，而仲景的著作“广伊尹《汤液》”，就是补充、扩展了伊尹的《汤液经》。“为数十卷，用之多验”，在临床上用起来多有效验。晋朝的皇甫谧把伊尹这样一个古代著名的医生才叫做“亚圣”，所以那个仲景呢，只不过在亚圣的基础上，补充、扩展了《汤液经》的一些内容，继承了《汤液经》的内容，然后写了一部著作，而这部著作在临床上应用的是很有效验的。
可见在晋朝的皇甫谧的时代，根本没有把张仲景叫做医圣，他才把伊尹叫做亚圣。
到了唐代，孙思邈写《千金要方》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直接就称“仲景要方”，直接就称“仲景”，也没有丝毫谈到仲景是“圣”，是“亚圣”，和“圣”没有贴边。在《外台秘要》里，也引用了什么张仲景方、仲景方，也是直接称呼“仲景”。要是一个圣人的话，那么还直接称名字吗？所以在唐代也没有人把他称圣。
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校勘刻印《伤寒论》的时候，这是公元1065年，在《伤寒论序》里头，它说“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实际上这段话是根据晋朝皇甫谧的那个《针灸甲乙经序》的那段话而来的，说张仲景他是根据伊尹的《汤液经》的法则，而伊尹呢，是根据《神农本草经》的内容来写的著作。那么底下他说“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说这难道不是继承了大圣人的意思吗？所以宋朝的林亿、孙奇、高保衡，国家校正医书局的这些官员，在《伤寒论》序里头非常明确地说张仲景只不过是继承了古代大圣人的意志，并没有把张仲景本人称为医圣。
那么其后在公元1144 年，成无己写成了《注解伤寒论》，再后一些成无己写成了《伤寒明理论》。在这两部著作里，成无己仍然是遵循了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的这个口径，说张仲景所做的工作是类似于圣人的工作，是继承了圣人的工作，仍然没有把他称作“圣”。
在1182 年，金人刘完素他所写的《素问玄机原病失》这本书里头，他明确提到了“仲景者，亚圣也”，这才和“圣”沾了边，但是没有直接称“医圣”，而是次于圣人，“亚圣”嘛，次于圣人。再往后，到了1526年，李濂写成了《医史》，他说仲景被“论者推为医中亚圣”，这已经到了明代1526 年，仍然没有把仲景称作“医圣”，那么直接称张仲景为“医圣”的是公元1589 年，方有执，研究伤寒的大家，错简派的创导人，写成了《伤寒论条辨》。在《伤寒论条辨》这部著作里，方有执说：“……称仲景曰圣”，那么这以后，在医家的著作中，把仲景称为“圣”的才多了起来。而张仲景的那个墓碑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我们刚才说了是1632年被发现的，应当说，认真的说，什么时候医学界才把张仲景称为圣的，应当是1589 年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开始才把仲景叫做圣。而这个墓碑是1632 年发现的，是在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刊行以后所发现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仲景墓碑发现的这个过程也非常蹊跷，在清朝的康熙年间徐中可写过一本书，叫《金匮要略论注》，在《金匮要略论注》里有一篇文章叫“张仲景灵异记”，在“张仲景灵异记”这篇文章里头，他写了一段非常蹊跷的故事，说明代有一个读书人叫冯应鳌，冯应鳌得了发热恶寒的病，奄奄一息，眼看就要活不下去了，夜里做梦，梦见来了一个神人，穿着黄衣服，戴着金帽子，这个神人呢，就拿手摸了他的全身，然后顿时他感到全身骨节舒畅，然后冯应鳌在梦中就问：“你是什么人呢？”那个神人说：“我是南阳汉长沙太守张仲景”。你看他自己没有说医圣，说我今天治好了你的病，我也有比较尴尬的事情要请你帮忙，或者说我也有困难的事情要请你帮忙，在这个南阳城东四里的地方有一个祠，祠后面七十七步有我的墓，过几年以后会有人在我的墓上打井，能够制止这件事情的只有你，说你到时候到那里制止他们继续在我的墓上打井，然后给我重新整修一下这个墓，冯应鳌一觉醒来，出了一身大汗，怕冷发烧就退了。
后来他一直记着张仲景在梦中的托付，几年以后，实际上4 年以后，他就来到了南阳城东，到那儿果然看见那个菜园子的农民正在打井，而且正好挖出一个石碑，这个石碑就是“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所以我觉得，这个墓碑就是明代人给他建立的，只不过神乎其神的编了一个故事罢了。因为“医圣”在晋、在唐、在宋都没有人直接称医圣，只有到了明末了，1589 年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才开始称仲景曰医圣。而这个墓碑就直接说“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的话，那应当是明朝末年的人给他立的。可是为什么墓碑的周围的图式呀，花纹呀，刻得象晋末南北朝的这个风格呢？现在的人给古人立墓碑的时候，或者是给他建纪念堂的时候，总要模仿这个人当时代的一些东西。
你象我们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门前，有张仲景的塑像，张仲景塑像那周围，有汉白玉的栏杆，汉白玉的栏杆上就有许多的画，这个画呢，就是选自于汉代古墓的一些图式和一些画。那过上几千年以后，人们再到我们中医学院的这个旧址上去考查的话，哎哟，一看，这有个张仲景的像，一看这个像的周围的栏杆上刻的这些花纹都和汉代的哪个时候的古墓的花纹相仿佛，那你就能说明这个塑像是汉代人建的吗？所以后人给前人、给古人造像也罢，立墓碑也罢，在墓碑的这个装饰花纹上，模仿他当时代的一些东西，那是可以完全做得到的。那个碑座上写的“咸和五年”是怎么回事呢？那没准是后人在立碑的时候，找到了古代的一个碑座，所以就把它代替来做碑座了。这个都是我的推测了。当然，我今天讲这件事情，是说我们评价仲景对医学的贡献，并不在于他做过没做过长沙太守，而在于他的医学贡献。不过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自从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在《伤寒论序》中引用了唐代甘伯宗的仲景“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的话之后，那么在医学界就以“长沙”作为仲景著作，或者仲景其人的一种代称。
你比方元代吕履有一本书，叫做《长沙用药十释》，那么《长沙用药十释》一提“长沙”，我们就知道是张仲景用药，是吕履对张仲景用药规律的一种解释。清代的黄元御有一本书叫《长沙药解》，那也是解释张仲景用药规律的一本书。
清代的陈修园有一本书，叫做《长沙方歌括》，你如果不知道张仲景做过长沙太守的这个说法的话，那么你就不知道书里头的“长沙”是指的什么。你看这本《长沙方歌括》完全是《伤寒论》中的方歌的歌诀，那为什么把它叫做“长沙方歌括”呢？就因为历史上有仲景做过长沙太守的说法。在这里就以“长沙”指代仲景的著作。
连日本人也有一本书叫《长沙证汇》，《长沙证汇》这本书是《伤寒论》中证候的归类和分析。所以在中医学界，许多著作里头都以“长沙”作为仲景著作的指代，或者仲景其人的指代。我讲这件事情，主要是想让大家了解这个问题，关于张仲景的著作，主要是《伤寒杂病论》十六卷，这个名字根据《伤寒杂病论》的序言来说，也叫《伤寒卒病论》，是“杂病论”还是“卒病论”，到现在仍然争论不休。这十六卷著作，由于在汉代它没有刻版印行的技术，所以随着战乱，它很快就丢失了。
在它的流传过程中，被不得已的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著作。那么是怎么沿革的？怎么分成两部书的？我们下面会有专题讨论。但是对《伤寒论》，对仲景的著作，历史上的史书上，像《晋书》、《唐书》，它的记载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写成是《张仲景要方》，“仲景要方”，这个重要的“要”，有的写成《仲景药方》，是中药的“药”，还有的写成《张仲景伤寒论》，为什么书名不一样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出版物，都是传抄。所以既然是传抄的话，你叫它什么名字都可以。不像我们今天，有出版物，这个署名就是固定的。哪个时候没有出版物，都是抄本，所以写什么书名都是可以的。
关于张仲景的学生，在地方志上也有不少记载。像杜度，是他的学生之一，人很聪明，而且在当时跟张仲景学习，在医疗技术上也很有声望。还有个叫卫汛的，张杲里面也有记载，他也是张仲景的学生，而且也有不少著作，只不过这些著作都失传了。余嘉锡先生，他的考证，他在《四库权术辨证》这部书里头考证，他认为王叔和是张仲景的亲受业的弟子。所以王叔和作为张仲景的一个弟子的话，他整理他老师的《伤寒杂病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能够直接接受老师的著作。这是关于张仲景的学生。
张仲景作为一个中医临床的奠基人被我们后世所景仰，直到现在，我们南阳的医圣祠，还连年整修。人们在纪念他，被我们今天的人称为医圣，被后世称为医圣，应当说是中医学界的，是中医学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奠基人。所以在二十世纪末，当大家讨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和群体化的治疗方案，哪一个更先进哪一个更优化的时候，大家认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是最先进的、最优化的，而创立这种方案的人就是张仲景。好了，我们今天的这节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