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膏，味辛、甘，气大寒，体重而沉降也。阴中之阳，无毒。生用为佳，火 不灵。入肺、胃、三焦。能出汗解肌，上理头痛，缓脾止渴。风邪伤阳，寒邪伤阴，皆能解肌表而愈。胃热多食，胃热不食，唯泻胃火而痊。祛痰火之积，止胃脘之痛，发狂可安，谵语可定，乃降火之神剂，泻热之圣药也。仲景张夫子以白虎名之，明示人以不可轻用，而非教人之不用也。乃世人畏之真如白虎，竟至不敢一用，又何以逢死症而重生，遇危症而重安哉。夫石膏降火，乃降胃火，而非降脏火也；石膏泻热，乃泻真热，而非泻假热也。辨其胃火真热，用石膏自必无差。而胃火初起之时，口必作渴，呼水饮之必少快，其汗必如雨，舌必大峭，虽饮水而口必燥，眼必红，神必不安。
如见此等之症，确是胃火而非脏火，即可用石膏而不必顾忌。而真热者，舌必生刺，即不生刺，舌苔必黄而有裂纹，大渴呼饮，饮水至十余碗而不足，轻则谵语，大则骂詈，见水而入，弃衣而走，登高而呼，发狂不知人，此真热也，即可用石膏大剂灌之，不必疑虑。倘或口虽渴而不甚，与之水而不饮，言语虽胡乱而不骂詈，身虽热而不躁动，上身虽畏热而下体甚寒，皆假热之症，即不可轻用石膏矣。以此辨火热，万不至杀人，奚必畏之如虎，看其死而不救也。盖石膏实救死之药，因看症不清，遂至用药有误，救死之药反变为伤生之药矣。今既辨之明，自必用之确也。
或问用石膏以治真正胃火，单用石膏可矣，何以张仲景先生必加入人参、麦冬者乎？曰：胃火之盛者，胃土之衰也。泻胃火，未有不伤胃土者也。伤胃土，必伤胃气矣。加人参于石膏汤中，非助胃火，乃顾胃土也。胃土不伤，则胃气不丧，似乎可罔顾肺气矣。然而胃火升腾，必伤肺金，用人参以顾胃，而不用麦冬以养肺，则胃子必救肺金之母，以泄胃气，则胃气仍损，虽用人参，犹之无用也。（〔批〕顾胃土，顾肺金，阐义实精。）故又加麦冬，同人参并用，以助石膏之泻火，火泻而肺金有养，不耗气于胃土，则胃气更加有养。此所以既用石膏，而又加人参，既用人参，而又加麦冬也。
或问石膏泻胃火，又加知母以泻肾火，何为耶？盖胃火太盛，烁干肾水。用石膏以泻胃火者，实所以救肾水也。然而，胃火既烁肾水，肾水若干，相火必然助胃火以升腾矣，胃火得相火而益烈。单泻胃火，而相火不退，则胃火有源，未易扑灭，愈加其焰矣。泻胃火，而即泻相火，则胃火失党，其火易散，大雨滂沱，而龙雷不兴，其炎热之威自然速解。此所以用石膏以泻胃中之火者，必用知母以泻肾中之火也。（〔批〕泻肾火，正所以泻胃火，妙论出奇。）
或疑石膏既泻胃火，又用知母以泻肾火，用麦冬以安肺火，宜乎火之速退而热之尽解矣，何以用白虎汤往往有更甚者？曰：嗟乎。此又非白虎汤之故，乃不善用白虎汤之故也。火势不同，有燎原之火，有燃烧之火。燃烧之火，其势已衰；燎原之火，其势正炽。以救燃烧者救燎原，势必愈为扑灭，而愈增其光焰矣。人身之胃火亦不同，有轻有重。轻者，如燃烧之火，少用白虎汤，即可解其热；重者，如燎原之火，非多用白虎汤，不足以灭其氛。倘以治轻者治重，安得不添其火势之焰天乎，非变为亡阳，即变为发狂矣。
或疑石膏比为白虎，明是杀人之物，教人慎用之宜也。今又云火重者，非多用石膏不可，吾恐又启天下轻用石膏之祸，未必非救人而反害人也。曰：嗟乎。论症不可不全，论药不可不备，天下有此症候，即宜论此治法。乌可因石膏之猛，避其杀人之威，而不彰其生人之益乎。石膏实有功过，总在看症之分明，不在石膏之多寡。若看症之误，多用固杀人，而少用亦未尝不杀人。若看症之确，少用固救人。而多用亦未尝不救人。然则人亦辨症可也，何必忌用石膏哉。
或又疑石膏可多用以救人之生，先生不宜从前之过虑矣，毕竟石膏宜少用而不宜多用也。
曰：石膏原不宜多用。石膏大寒，戒多用者，乃论其常；胃火大旺，戒少用者，乃论其变。存不可多用之心，庶不至轻投以丧命；存不宜少用之心，庶不至固执以亡躯。知不宜多用，而后可多用以出奇，庶几变死为生，反危为安也。
或疑石膏泻燎原之火，自宜多用以泻火矣，然而过多又恐伤胃，若何而使胃不伤，火又即熄之为快乎？曰：燎原之火，即生于地上，胃中之火，即起于土中。以石膏而救其胃中之火，即如用水而救其燎原之火也。然而，燎原之火以水救之，而无伤于地；胃中之火以石膏救之，必有伤于土。盖土即胃土也，胃土非火不能生，奈何反用水以灭之乎？然而胃火之盛，非胃中之真火盛，乃胃中之邪火盛也。邪火，非水不可灭，故不得已大用石膏，以泻其一时之火也。又胃火之盛，乃胃土之衰也，胃火既盛，而胃土愈衰，胃土既衰，复用寒凉以泻火，火衰而胃土更衰矣。故泻火之中，即宜补土之为急，倘徒泻其火，未有不土崩者矣。治法宜人参同用于石膏之中，大约用石膏十之七者，人参用十之三，相济而相施。火既易熄，而胃土又不伤，断无有亡阳之祸者也。（〔批〕用石膏以泻火，即用人参以救土，实妙论妙法也。）
或疑石膏泻胃火，有用至一两，而仍不解，几几有发狂之变，又将何药以解之乎？曰：舍石膏，再无别法也。夫发狂之病，此胃火热极，不可以常法治者也，必须用石膏至二三两，加人参亦必二三两。又不可拘于前说，用石膏十之七，而人参用十之三也。（〔批〕知常知变，才见起死回生手段。）盖火盛之极者，土衰之极也，不用人参以补元气，而唯用石膏以救其火炎，未有不败者也。此等之病，必登高而歌，弃衣而走，见水而入，大骂大叫，神欲外越，此呼吸存亡之秋，不得不以变法治之。倘服前药而少安，便有生机，否则，虽多用石膏、人参，亦何以救之哉。
或疑发狂之病，往往有少用石膏，多用人参而愈者，又是何故？曰：发狂有虚火、邪火之不同。邪火之发狂，必须多用石膏、人参，以挽回于俄顷。虚火之发狂，又宜专用人参，以定乱于须臾。岂特石膏必宜少用，且断断不可共用也。苟虚实、邪正之不明，而用药一错，未有不下喉即杀人者。而虚实、邪正，何以辨之，要不能舍验舌之法，而另求辨症也。正虚而发狂者神乱，而舌必润滑；邪实而发狂者神越，而舌必红黄，且燥极而开裂纹也。以此辨症，又何误乎。
或疑石膏定狂，定胃中之火也，何以即能定心中之狂乎？不知心中之狂，乃起于胃中之火也。救胃火，正所以救心狂也。夫心乃火脏，胃火宜非所畏。乃胃火热而心发狂者，如本是同舟之人，一时劫夺，变出非常。苟不诛讨，则心宫何安乎，此救狂必泻火也。
或疑寒凉之药多能杀人者，无过石膏，即黄柏、知母，亦不同其类。屏黄柏、知母而不弃石膏，何也？曰：石膏，乃救死之药也。胃火热极，非石膏不能降。胃火不降，必变发狂而死矣，用石膏救之，死症立变为生。彼用石膏而杀人者，非胃火而妄用之也。夫人身之火，最烈者，胃火与肾火也。胃火宜泻，而肾火宜补。不用石膏以泻胃火，而反用石膏以泻肾火，安得而不杀人乎。但肾火与胃火补泻之不同，乃宜补而用泻，亦因黄柏、知母降肾火之说而误之也。寒凉之药，未尝不生人，彼误用之而杀人，与石膏何过乎。
或又疑屏黄柏、知母之并用，是知母不可助寒凉以杀人矣，先生偏称知母助石膏能生人，抑又何也？曰：胃火之盛，原宜直降胃火，用石膏，不宜再用知母。然而胃火之所以盛，由于肾水之衰，水虚而不能制火也。胃火既盛，势必烁干肾水，水尽而火势焰天，人即立亡矣。
用石膏以泻胃火者，正所以急救肾水也。但徒救肾水，而肾火增热，势必胃火仍旺，而不遽熄。故又用知母，以暂退其肾中之火，则胃火无党，庶几易于扑灭也。此石膏必用知母之相助，乃一时权宜之计，而非永久之图也。
或问石膏能泻胃火，胃火既泻，何必又用知母？先生偏誉知母助石膏之有功，似亦偏说也。
曰：石膏泻胃火以救肾水，不能泻胃火以泻肾火也。胃为肾之关门，胃火息而肾火犹盛，是关门路平烽熄，而内火焚烧，岂是安宁之象。故泻胃火，即宜泻肾火也，泻肾火，非知母不可，尤妙知母不唯止泻肾火，且能泻胃火，所以同石膏用之，则彼此同心，顾肾即能顾胃，不比黄柏专泻肾而不泻胃也。
或问白虎汤发明真无微不晰，而石膏用之于大、小青龙汤中，尚未议及，岂白虎能杀人，而青龙否乎？曰：龙性难驯，用之不当，其杀人同于白虎。夫同一石膏也，何以分称龙、虎，亦在人用之何如耳。用之于热散之中，则名青龙；用之于寒散之中，则名白虎。石膏大凉，用于热之内，则能解热，而不畏其凉；用于寒之内，过于大凉，虽能退热，而常生其变。似乎白虎之汤，猛于青龙也。然而，邪在胃，非白虎不可解热；邪未入胃而将入于胃，非青龙不可解热也。惟是石膏得桂枝、麻黄，势善升腾，用之青龙汤中，只可少而不可多，有异于白虎汤中，石膏可以重加也。
或问青龙汤有大、小之名，分在石膏之多寡乎？曰：石膏不可多用，不独小青龙汤也。
小青龙之别于大青龙者，以方中用芍药也。龙性虽难驯，得芍药之酸收，则石膏不能升腾矣，盖芍药所以制石膏也。譬如小龙初长头角，惟恐伤人，畏首畏尾，故以小名之。世人但知石膏之猛，谁知加入芍药，则石膏正无足忌乎。惟小青龙之用石膏，不得其宜，亦有祸害，但不若大青龙无制之横耳。
又问大青龙既然过横，何不加入芍药乎？曰：此又不可也。邪在荣卫之间，将趋入于阳明，非大青龙之急用，断不能行雨以散热。若加入芍药之酸收，则风云不能际会，未免收敛有余，而优渥不足。此仲景夫子特制大青龙汤，雨以沛之，毋单尚凉风之习习也。
